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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该重建怎样的传统

发布时间:2017-01-03 12:05:01    来源:    评论:0 点击:

        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,总体上是传统文化遭受冲击和破坏的历史。不过,这一过程中却不乏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,但在“新文化”的滔天巨浪下,这些努力并未能挽救中国传统文化风雨飘摇、日趋衰败的历史命运。与它相关的“复辟帝制”、“六亿神州皆尧舜”、“狠斗私心一闪念”等政治文化实践,不仅没能实现道统重建和文化复兴,反倒引发社会动荡,激起时人对传统文化更深的误解和反感。

        概言之,近代以来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明显而重要的理论问题: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适应现代社会的积极要素?如果有,如何将其准确地提炼出来?“冷战”结束以来,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呈现出持续发展乃至全面复兴的态势,但上述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,“当局者迷”的问题时有发生。在经历百年“新文化”的激荡之后,中国人该重建怎样的传统?在全球化的今天,中国人又该以怎样的形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?

       大陆“新儒家”在提倡接续道统、复兴文化时,往往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处境中,即人们会列举传统社会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制度和现象(一夫多妻制、女性裹脚等)来反驳他们。这种批判甚至会不作区分地牵连到整个传统文化,以致形成钱穆所说的“惟中为旧,惟西为新,惟破旧趋新之当务”的扭曲历史观,重新甄别传统文化的“精华”和“糟粕”已成当务之急。

        在重新兴起的传统童蒙教育中,一些人就注意到《弟子规》与“三百千千” (即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诗》)的不同。在清代,曾国藩尤为推崇《弟子规》,这与当时的体制和观念都很契合,故而是无可厚非的。但在现代体制和文化观念下,《弟子规》中的部分内容,就未必条条合乎时宜了。所以,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《弟子规》,但亦有同样注重传统文化振兴的学者,提醒人们注意其间可能存在的教育问题。时至今日,在传统文化不再被全部否定后,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血肉相连、鱼龙混杂现象,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的取舍困难。

       琴棋书画、针灸脉诊和亭台楼阁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们一方面值得现代中国人继承和发扬,另一方面能够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,但这些并非中华文化所独有的,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功能相似的替代品。黑格尔在课堂上讲中国哲学时,曾指出《论语》只是道德说教,其他文明的哲学系统也能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,因此他并不推崇孔子。在中文与西文、筷子与刀叉、中医与西医、国画与油画、古筝与吉他之间,存在的只是样式差异,很难说筷子就一定比刀叉优越;油画一定比国画完美。因此,此类民族或传统形式的文化,在世界交往中还只具有对等意义,这些传统即使得到培育,也未必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。

       传统中国文化中的“道体”和“道德律”是化解现代性危机的一剂良药,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内在需求。“启蒙”运动带来尼采宣告的“上帝已死”;经验和理性主义的深入则带来福柯所言的“人类的死亡”,即在上帝的存在被消解后,人类陷入了意义的失落和生命的迷茫中,“道体”和“道德律”恰恰可以填补现代人的价值空虚,进而引导个人重新关注“良知”。从“一切世间治生产业,皆与实相不相违背”、“虽终日做买卖,不害其为圣为贤”这些古语来看,现代世俗体系与道体、道德律是不相违背的。

        “旧用”(帝制礼教)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是不契合的,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不可能在“旧用”与“新用”之间达成,民主法治的潮流是无法逆转的。传统中国的文化结构是“道体-德性-礼俗”,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则是“理性-法理”。在这一现代结构中只存在“用”的内容,却缺乏“体”的维度。传统文化也重视个人的理性和才知,但这通常被置于“道德律”的约束下;现代社会从理性出发讲人道,这一说法背后明显缺乏道德支撑。故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应植根于“道体”和“道德律”,建构起一套“道体-德性/理性-德教/法理”的价值结构,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合理衔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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